当地时间11月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COP30）在巴西亚马孙雨林地区的帕拉州首府贝伦市拉开帷幕。
本次贝伦会议被寄予厚望，又被各方称为“落实的大会”。全球气候谈判在过去十几年里，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建立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上，特别是《巴黎协定》的细则。随着这些规则在COP26（格拉斯哥）等地基本敲定，进程自然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把我们同意要做的，真正做出来。
COP30正处于这个从“纸上谈兵”到“真抓实干”的转折点上。
能否为脆弱国家打开承诺的资金闸门？
资金的落实，是检验COP30能否啃下“硬骨头”的首要试金石。尽管去年COP29达成了到2035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至少1.3万亿美元气候资金的目标，并由发达国家牵头动员其中3000亿美元的核心承诺，但通往这一目标的路线图至今仍显模糊。
如果说COP29的重点是“定目标”。那么，COP30的任务就是“画路线”——勾勒出资金如何从承诺国流向最脆弱的国家，如何确保巴库到贝伦1.3万亿路线图的公正落地。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原一级巡视员孙桢告诉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在气候公约谈判中，“资金”一向是关注焦点且存在多重复杂争议。发展中国家强调资金（finance）及其公共渠道（providing）、额外性、新增性，如原来的每年1000亿美元，现在承诺的3000亿美元；发达国家强调融资（financing），其来自动员（mobilizing），含市场渠道，如几万亿美元。另外，发展中国家强调资金流向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提此事。发展中国家强调提供资金是发达国家的法律义务，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认为这只是政治行为，而非法律义务。这改变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
况且，一个不容回避的前提是，发达国家此前并未充分兑现其气候资金承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0月29日发布的《2025年适应差距报告》显示，发达国家为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所提供的资金从2022年的280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260亿美元。与此同时，联合国环境署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3100亿至3650亿美元用于适应项目。如果算上减排和能源转型等其他气候相关行动，实际所需资金将远高于此。
孙桢指出，希望COP30多关注资金利用效率。作为公约资金的使用者和贡献者，中国社会关心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可以结合数字化。在气候公约下，大量赠款资金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清单和气候行动报告，有了数字化，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而且把碳数据变成碳资产，更加调动企业经济性。
能否成为全球首个真正意义上的“适应型COP”？
随着全球气温持续攀升，即将突破1.5摄氏度的温控红线，全球适应中心（GCA）发出警示：适应气候变化已不能作为气候行动的次要支柱，而必须成为连接当前变暖世界与未来可持续世界的桥梁。
COP30被广泛认为是全球首个真正意义上的“适应型COP”。大会计划正式推出“全球适应目标”（GGA）指标体系，用于评估各国在应对极端气候方面的进展，还强调将适应从“可选项”转变为“必选项”，推动其成为气候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
孙桢指出，“全球适应目标”（GGA）指标也是今年COP30的重要看点之一。与减缓不同，适应气候变化难以用单一指标衡量，其目标可能包含上百个具体指标。关键不在于这些指标能否被精确完成，而在于通过设定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强大的政治动员力，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他还强调，国际社会都应该破除“适应无经济效益”的误区。要推动适应工作，必须打破“适应没有经济效益”的传统观念，引入商业资本、发展气候保险等金融工具，让适应行动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例如减少灾害损失本身就是一种“收益”。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专班负责人柴麒敏告诉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在今年的COP30上，特别强调目标重要，实施更重要。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实施手段是实现有力度目标的载体和途径，需要高度重视。而且，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该并重，目前全球气候资金中仅约10%流向适应领域，这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气候风险不匹配。中国也是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严重的国家，年损失约为全球平均的7倍。我们主张适应资金应翻倍并持续增长。
能否建立全球盘点后的“增强型”行动机制？
COP30的另一项核心任务，是推动《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后的雄心转化为具体行动。2023年在迪拜COP28达成的“阿联酋共识”首次呼吁各国“转型脱离化石燃料”，但这一定性共识仍需各国通过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来落实。
根据《巴黎协定》要求，各国应在2025年提交涵盖至2035年的新一轮NDCs。因此，COP30被视为关键的“中途加油站”。
柴麒敏指出，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评估报告结论，全球需在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才能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各国发展阶段不一样，肯定不能“一刀切”，发展中国家一般是晚于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就要求发展阶段靠前、历史排放多的发达国家，必须远早于2050年实现碳中和。但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仍以2050年为碳中和时间表。如果这样，全球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就会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敦促发达国家在此次COP30提交的NDC中，展现出更大的雄心和力度，率先深度减排并尽早实现碳中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留出应有的空间。
11月3日，我国新一轮NDC已经提交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官网。与今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公布的承诺一致，我国此次气候承诺计划实现“到2035年，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的目标。这一目标体现了我国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进程的坚定决心，特别是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削减纳入气候目标的举措，标志着我国气候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向国际社会充分传递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定落实《巴黎协定》的雄心和担当。
孙桢强调了中国在气候行动中的贡献超越资金，中国通过技术创新，将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降低，使得全球同样的资金可以建设更多的清洁能源项目，这本身就是对全球气候资金难题的巨大贡献。
从格拉斯哥的规则书，到沙姆沙伊赫的损失与损害基金，再到巴库的资金目标……如今，在亚马孙雨林边的贝伦，全球气候治理的列车停靠在了“落实”站。前方道阻且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任赤字、宏伟目标与有限手段之间的资金鸿沟、政治雄心与经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都是需要啃下的“硬骨头”。
COP30的成功与否，将不再仅仅由一份最终决议的文本来定义，更在于它能否为世界注入一剂“行动的强心针”，真正开启一个兑现承诺、聚焦实施的《巴黎协定》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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